颐小召开“五项管理”工作专题会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仍然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梅因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一套有关古代法律的理论,更在于重新提出了人类原初状态的一个经典观念,并且与当时学界的关注直接挂上了联系。在这里,宗族的原则取代了政治上的忠诚,地域性的裂变分支之间的相互联系是直接与宗族的裂变分支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一致的。

〔9 〕 实际上,美国社会中有关法律秩序的概念,极像经典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界定。〔62〕 在今天比较容易接受的思考路径还是从文化脉络中去理解法律的本土意义。明确了法律制度的这两项构成之后,摆在中间道路学者面前的问题便是要确定,在原始社会中是否缺乏完整的政治组织以及特殊的法律制度,比如像法庭和法典等,以及是否有些行为是越出了一般行为规范。在美国本土,法律的秩序便是指涉文化,其化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我们使用像法这样的概念来界定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当中已经赋予了许多文化上的涵义,这些涵义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

当对部落进行研究的学者把这类概念应用到对其他文化活动的解释上时便出现了许多麻烦。因而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分也许并非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带有历史特殊性的文化建构,或许并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发现这样的文化逻辑。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

[2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3页。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促使人们用共赢模式进行思维，用和平的方式（自我协商、法律渠道）处理纠纷和争端，这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重要条件。这年4—6月，国家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决定》认为法治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对法治功能的高度概括。

[51]基于这一认识，他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屈不挠的尝试，发展出民权主义学说，描绘出五权宪法图案，规划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建设时期，最终将中华民族的富强大计凝练为《建国大纲》。由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治与人治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互相结合的问题。

这一观点顺利地得到了知识界和官方的认同，于是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的军事工业成为一时之盛。3．法治与人权——法治的真谛是人权 人权原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在当代，人权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和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在一般意义上，法治是法的统治（Rule of Law），与依法治国同义，指一国之中的所有人（包括国王）都要守法，都要依法办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被等同于搞法律孤立主义、不要党的政策。

因为同情、支持戊戌变法而被免职的官员被重新起用，宣传变法的书籍获准公开出版。而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幕，使当代人对法治心怀贬意，则属于张冠李戴式的错恨。笔者以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1）西方人对法律的依赖。于是，他一怒之下派出宫廷卫队把房子强行拆了。

《决定》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部分，谈到法治工作机关领导班子建设时强调，突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国王是圣人，他的治理，既有可能是十分优良的治理，带来国泰民安，也有可能是十分糟糕的治理，造成社会的灾难。

有的说，我国是农民大国，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淡薄，无法实行民主。[16]从制度的角度看，法治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56]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文革造成的深重灾难对那些稍有理性的人而言，至少有两点警示意义：（1）人治是一条死胡同。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新中国重视法治的标志性事件。政府官员每4年按公选的方法轮换一次。载泽总结考察成果后奏称，实行宪政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五、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 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

国王被迫放弃某些权力，臣民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认。（2）以法治国家的达成与运转过程为参照，则它们在功能与作用上是互补的，它们分别是从不同侧面对法治国家的描绘：法治指的是法律在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和作用。

[41]再比如，1979年6月，他又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这两种为人治贴金、给法治打折的观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少数学者笼统地认为：由人来实施法律，即是人治。

昂格尔在论述法治（他称为法律秩序，引者注）的条件时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状态，在其中，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博得所有其他集团的效忠和服从。[45] 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康有为并未明确提出民主口号，而是主张君民共主，但其中的民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使用法治指代我党的治国方略和我国的发展道路。这两种情形，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先后出现过。与其说是邓小平等身罹人治之患的第二代领导人选择了法治道路，不如说是他们被逼上了法治道路。尽管制度转型没有成功，但是，中国必须走民主法治道路的观念在那个时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了。

该词意指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和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特殊的群体道德。[56]在这里，法律的内在道德本身不一定与具体的道德规范相关，它主要是对立法工作的要求。

目前，仍有学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法治人治结合论（参见刘永艳：《法治与人治》，载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关键词】法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民主 人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三个角度，将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违反法治原则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

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披着神学的胎衣，基督教神学十分方便地继承了二人的哲学衣钵，用法律、正义、善、理性、秩序等词汇来宣扬上帝的意旨，从而使古希腊的法治理论不致被人遗忘。为了防止腐败分子伺机外逃现象的发生，有必要对将家属子女全部移居国外的官员任职进行限制。

[37] 这次讨论的主旨其实是证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命题（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有学者称其为学术论争（参见刘永艳：《法治与人治》，载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笔者颇感牵强。但法学界有少数人采取一分为二的立场看待人治与法治，认为人治与法治各有利弊，提出了法治人治结合论[⑦]和法治人治取消论[⑧]两种观点。从静态的体制角度而言，这是中肯的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具有推动教育发展、促进信息沟通、促使公民自立自为（自治）的作用，这是公民维护法治，形成权力制约氛围的重要条件。

这种转向，据说是由于柏拉图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古城建立理想国的失败经历所造成，[28]但可以想见，苏格拉底之死肯定也是一个极大的诱因。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世界第三强国俄国，使载泽、载沣、端方等皇族要员也接受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日本战胜了俄国，就是立宪战胜了专制。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重新回到了法治的轨道。为了避免借口被诽谤、被侵权而规避群众监督甚至对监督者进行打击报复，有必要对领导干部个人隐私保护、家庭财产保密等方面做出限制性规定。

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已经成为公认的区别人治与法治的标准了。